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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的读书状态，与原来明显不同。在学校是为了考试，在董先生处是为了学习知识，在北京听讲座是在寻找答案，而今天，纯属消遣，习惯了看书这种消遣方式，就是没目的的读书了。没目的，就读得杂；为消遣，就很轻松。
在读南先生的书时，有时也觉得他引用的书籍和知识来源太多了，也太杂了。估计年轻的时候，也是没目的读书，才有今天的风格吧。
他提到多次古代禅门的一本书《禅林宝训》，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是打坐的，刘大哥也讲了一些有关禅坐的常识，我何不也来看看？况且，我打坐水平连妍子都赶不上，佛经也看不太懂，看些花边新闻总可以吧？
在温州有一家书店，我经常路过，也去瞄一眼。我对书市的认识，也是从观察这家书店开始的。
民营书店一般卖些畅销书。最多的针对学生的教材及辅导资料，还有各类习题、真题，这是为中国读书最刻苦的人准备的，是刚性需求。有人开玩笑，说一个人知识最丰富的时代是高中时代，这有点讽刺高考的意思。其实，我有时也觉得，高考与古代的科举有相类似的地方。“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话，人人都这样，谁也别笑谁。虽然死板，甚至埋没了很多创新型的天才。但是，如果没有高考呢？李茅或许还在乡间教书，继承父亲的事业；小苏永远追不上思远的步伐了，估计还在卖早点。高考有科举的弊端，况且，许多学生高考过后，再也不看中学的书了，也许这些知识今后用得也少了。但是，就能抹杀它的作用吗？我认为，它至少有两样作用。第一，它把知识作为上升的阶梯，把苦读作为上升的手段，这是从根本上肯定知识的力量和勤奋的价值，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传承，所谓勤劳与智慧的民族特性，就是在这种制度下得以延续的。第二，它的公平性。不管你家庭如何、背景如何，都给你公平机会，考试的题目是一样的，也杜绝了其它操作的空间，就是二娃这种贫困山区出来的穷人，也可以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个公平性，是中华民族一切道德最根本的基础，是我们社会价值观的最大来源。如果没有这种制度，下层民众怎么上升？社会阶层的严重固化，只会带来革命。
其次是大量消遣性书籍，如《读者》、《故事会》等，现在，许多人在这里面加入了心灵鸡汤，这是普通人的心理安慰剂。但现在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言必称欧美。我承认，欧美是比中国发达。但《读者》之流，似乎要把欧美打扮成西方极乐世界，让人们充满美好的想像，仿佛那是我们学习的终点，是我们最值得向往的地方。我虽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拥护者，但也自认为看过几本外国书。如果西方那么好，妍子为什么要回来？它的文学作品中还充满着那么多矛盾？如果普通人拿来安慰自己的弱小，可以理解。但有文人吹捧西方，导致盲目信仰西方，这就是迷信。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还是问问那些到西方生活过的人，妍子就不撒谎，当然她也不写书。我发现，这些二流甚至是三流文人写的西方，还真是不讲逻辑。用特例来证明普遍性的道理，完全没有概率的科学精神。甚至他所说的特例都是自己假想的。有的不是假想，也是断章取义，抽离了实际故事发生的背景，片面地勾引出他的结论，这有点故意使坏了。比如描写对房子的理解，他举例子是一个中国老太太和一个美国老太太的故事，来说明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不正确。说一个中国老太太退休碰到一个美国老太太，中国老太太说：“终于成功了，我终于给我儿子挣到一套房子了。”美国老太太说到：“我没有买房子，但我这一生游历了世界，你看，这些世界各地，我浏览过的，照片。”他这个故事，用来安慰那些被房贷压迫的人，确实有心理疏导的作用，但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不现实的。中国人注重家庭，没房子，家何在？中国人注重亲情，本来祖上没钱，好不容易实现了财产的代际继承，这正是一个母亲对儿子爱的体现。中国人都有社会保险吗？中国人都领养老金吗？中国人的退休工资可以支撑世界游吗？更重要的是，如果现在不买房，今后房子可能更贵，这个损失，作者是不负责任的。况且，这个故事本身，我估计都是他瞎编的，没有可信度。即使这个故事有真实性，一件事能说明整个社会问题吗？孤证不立，有没有科学精神？当然，中国大部分写这些东西的人，根本没有科学素养，他们本身也是想赚点小钱而已。
还有一类书比较显眼，就是所谓的成功学书籍。简直搞笑，作者你成功了吗？如果真成功了，写这书卖钱，既无学术价值、又不能开拓眼界，读者也是瞎，相信这些跑江湖的人，自己没成功，还教别人成功。况且，每一个人的成功，都是特殊际遇的产物，是不可复制的。有时间看这书想找成功的窍门，不如像二牛那样开个手机店。
当然，书店也不是完全没有好书。有一些经典读物，用来新房装点门面也好，偶尔自己看一看也好，总算是开卷有益。有一些工具书，这是必不可少的。还有一些科普类、技术类的书籍，这就非常有用了。当然，满足艺术学习和爱好的书籍，也是对的。所有艺术，都有神性，故能陶冶情操。
关于自己喜欢的文史哲之类的书籍，值得我买的书其实很少了。除了偶尔一期的《读书》杂志外，几乎没有多少书有让我掏钱的欲望，虽然我并不是舍不得，我并不是没有钱。
今天，我又去打转，眼前一亮，在那个角落，散乱的书堆，我发现了这本《禅林宝训》，是民族出版社的正规版本，如获至宝：又有精神粮食了。
一般我看书，没那么正规，大概先看看序言，大体上知道它说的是什么，再看看目录，知道框架。最后从目录的标题中挑出有意思的章节，细看。这样随意性比较大，这许这本书看了几遍，有的章节也没翻过。但就这样，我是为快东而来，根本不需要整本翻完。“书非借不能读也”，是袁枚说的吧？这个享受荣华富贵的老头，后来的奢华是弥补你贫穷的童年？不要骗我，老头，我晓得你买下了大观园。
这是一本南宋时代编成的书，那个时代，读过历史的都知道，中华文化到了动荡散乱的境地，必须要正本清源。“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中华文化的伟大之处，就是在最危险的时刻，出现了文化上保留精华的伟大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价值巨大。
看了目录，从中间翻起，我对一个叫“雪堂道行禅师”的事迹产生了兴趣，没其它原因，主要是他的名字好听，有一种高风亮节的感觉。
雪堂道行得法于佛眼远禅师，南岳下十五世。而此书的编者大慧杲禅师，也是南岳下十五世，他们时间相近，辈分相同，所以故事可信度比较高。
雪堂和尚住持荐福寺时，因为自己年纪太大，就想辞职。当时这些寺庙主持属于事业编制，要辞职，得推荐继任者，报请郡守同意才行。有点类似于今天大学校长，虽管学术，但也由政府任命。但在选接班人的时候，就犯了难了。这人必须佛法精深、管理能力强。这不仅仅是个人修为问题，而且事关上百和尚及佛事的管理，也属于公共管理的范畴。
估计他考察了好多个人，没有定夺。有一天，一个外地来的学僧，雪堂问他从什么地方来，他说他从福州来。雪堂又问：“沿途遇到好的长老吗？”这是要扩大考察范围，了解其它长老的群众谈话了。学僧说：“我过信州时，博山悟本和尚我虽然没有拜见他，但知道他是个好长老。”
“你怎么知道的呢？”
学僧说：“通过六件事，我就知道他是个好长老。第一，进入寺院的道路开阔平整；第二廊庑完备；第三殿堂香灯不绝；第四钟鼓分明；第五粥饭清洁；第六他寺内僧人待人有礼。”
雪堂笑到：“这个悟本果然是个好长老，你也是慧眼神人才。”于是向官府推荐悟本为荐福寺住持，得到了批准。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了当时天下的和尚虽然很多，但具有管理才能的人很稀缺。雪堂需要的接班人，是能够对大寺院进行正规管理教育的人才。由此反向推测，当时，中国佛教界的纪律是松弛的。当然，这也反映了南宋时期国家管理混乱的现状。
得到这样的结论，我觉得自己仿佛离南宋的历史更进了一步，有点自鸣得意的感觉。
传说佛陀圆寂前，告诫弟子“以戒为师”，管理是戒律的外化，对佛教僧团的管理，关系到佛教的生存，用这个标准来选住持，中合适的。
书中还记载了雪堂禅师父亲的故事，这就很有意思了。一般来说，出家人出家后，就与本人的亲属和家庭没有关系了。记录他父亲的事情，有什么意义呢？
雪堂对他的徒弟庵光和尚说：“我二十岁左右的时候，我的父亲叫独居士，他曾经说过：心中没有主宰的一定不能立，外面不端正的事一定不要行。这两句话应该终身奉行，圣贤的事业自然具备。我经常把它佩带在身边，在家时用来帮助我修身，出家时帮助我修道。等到担任住持时，用它来率身临众，例如用秤可以称轻重，用墨斗曲尺可以划方圆。离开这两句话事事没有准则。”
这个故事透露了几个秘密。第一，雪堂出家很晚，二十岁时还在家聆听父亲的教导。第二，他父亲信佛，不然不能叫独居士。第三，他父亲道德修养很高，不然不能说出如此水平的话来。第四，他受他父亲影响很大，也许在世界观形成时，他父亲是他最主要的导师。以上四个秘密，是不是可以让我得出这个结论：佛法与世间的道理是可以相通的？如果这个推论有道理，那么，他父亲也是个高人啊。
编者为说明和引申这段话，引用了达摩禅师的一句话：“内心无喘，身如墙壁。”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如果从身体上理解，是不是像我们打坐一样，呼吸平稳到几乎难以察觉的地步，身体就稳如墙壁了呢？
应该不是这样理解，因为他讲的是“内心无喘”，大概是心理上没有波动没有犹豫的状态，那么身体也就百物不侵了吧。当然，我并不试图真正弄懂它，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实践和理论水平都没有达到。但是，能够得出上面四个秘密，是不是也有很大收获呢？
还有一则故事透露了雪堂禅师的情况。
原文是这样说的：雪堂禅师生于富贵之家，然而却并没有富贵子弟的骄奢倨傲，平时生活简朴，品格清雅，不喜欢珍奇古玩之类的东西。他住持乌巨山时，有一个僧人送给他一面铁镜，雪堂和尚说：“山里泉水清澈，毛发可照，留着这面有什么用呢？”
从这个故事中，我发现了，雪堂禅师是个富二代，说不定还是个官二代。
这里还有一个信息，就是铁镜。我在博物馆见到过铜镜，在没有玻璃镜子之前，这是中国人镜子的主流。但是铁镜就比较稀罕了，因为铁的硬度大，要把它磨成镜面，得费多大精力？所以说，铁镜是极其珍贵的。
作为富二代，雪堂不爱珍宝，这个好解释。一个人喜欢什么东西，是因为这个东西带来的愉悦感。随着拥有的增加，物品带来的愉悦感，会呈现边际效用递减的现象。比如，当你年收入只有十万时，老板给你一次性地奖金发放了二十万，你会喜出望外，愉悦感爆棚。就像当年，我给王工发资金的情况。但当年薪超过一百万时，奖金二十万，你的愉悦感就锐减了。
妍子就是富二代，她对所谓的好东西，并不奢求，因为她见惯不惊，也许一颗钻石给她的惊喜，还赶不上我给她一个真诚的笑脸。
雪堂和尚这位富二代，出家肯定不是为了生存，其父亲的高洁，肯定也不是因为家庭感情原因，更不可能是为了避祸或者挣名声，这种人做任何事情，主要是凭自己的志趣，所以他的教导和行为是一致的，显得简单而真诚。
雪堂本人的道德要求很高，从他父亲的言论看来，就可见其家风对他的影响。西方有句话叫“三代人才能成就一个贵族”，这是指家庭传承的积累。雪堂本人成为一代宗师，估计也有家庭教育的原因。
弟子们有记述雪堂性格和行为的片断，非常生动，犹如雪堂就在我们身边。
原文的意思是这样的：雪堂生性仁爱有礼，慈忍有德，忠以尽已，恕以让人，尊贤敏能，出言慎重。从不冷嘲热讽，也不说鄙语粗言，脸上没有孤峻险阻之色，行事没有横志暴怒之气。出入丛林毫不留恋，极为耿介清洁。他曾经说：“古代修道的人对于身外之物看得非常淡泊，没有特别的嗜好，没有玩物丧志的忧虑，因此能忘势位，去声色，没有丝毫勉强，自然如此。现在的修道人则大不相同了，费了许多精力，做了许多伎俩，仍然不能成就道业。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没有生铁铸就的坚定志向、行事不笃切专一，尽挑些无关紧要的事做。”
从弟子对他的这段描述来看，他基本上对于儒家的道德修养，是一个身体力行者。但从他本人的那段话来说，淡泊名利是他的本分，如果他要名利，何必要出家呢？但是，也侧面证明了，在当时，许多和尚是不能淡泊的。才有他所说道业不成的后果。因为出家学佛，应该以成道为根本目标，如果不把精力集中在这上面，只为名闻利养工作，那就失去根本，就是无关紧要的瞎折腾了。以我的知识，我知道，唐代的佛教大师比宋代出得多，南宋当时估计就更少了，所以，雪堂所说的古人，也包含了对已经离去的过去大师，深深的景仰和怀念。
他的道德修养，在对待人上，就看得出来。应庵昙华禅师，按宗教师承来说，辈分是雪堂的师侄，雪堂是长辈。但在昙华禅师住明果寺的时候，雪堂和尚常主动到昙华禅师的寝室去看望，有人私下议论：这恐怕有失尊卑之礼吧。在古代，这个礼是重要的社会规范，相当于法律制度；在佛教，这个礼也是非常讲究的。但雪堂和尚不这么认为，他辩驳说：昙华和尚论师承他是我的法侄，然而他为人端正，不喜欢名闻利养，不因为自己的好恶而称赞或诽谤人，不花言巧语、阿谀奉承，见地高明，任运自在，非常难得，因此我十分敬重他。
从这一段，可以看到，雪堂禅师尊重道德高尚的人，不管他的地位如何。不服真理，不端架子。倒是我有一事不明，前面他说昙华和尚道德如何，我都可以理解，但末后那句“任运自在”是指的什么，我真的不知道。难道是指佛法中的某种境界？也许吧。
雪堂禅师的事迹还有一些，但在我看来，他有关道德的记述比较多，属于中华道德模范的人物吧。
但在我看来，有些道德规范是儒家思想本身就有的，这是不是反映了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的某种结合呢？如果这个猜测为真的话，就可以解释，佛教为什么在中国迅速流行，禅宗在传统知识分子中受到追捧的原因了。因为道德基础和行为规范的一致性，双方有了学习和理解的交集，才使某些方面儒禅不分的情况吧。
如果这个猜测为真的话，还会有第二个推论。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在某些方面，尤其是道德方面，也影响甚至改造了佛教的传承方式，这就是所谓佛教中国化的思想基础吧。
从制度上来说，也看得出一些痕迹。比如，寺院的住持，需要由官府来认定，那么，佛教的理论肯定得到了主流价值的某种肯定，要不然，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朝廷，是不会如此认真地对待佛教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当年韩愈反对佛教的努力，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佛教毕竟已经进入朝廷的事业范围了。
雪堂禅师强调用心专一，也许这就是我和妍子的区别。我打坐带有试一试的感觉，有点三心二意。但她是纯粹爱好，用心就容易专一，所以进步也比我快。我不知道这个推理是否正确。
但是，我爱看闲书，闲着看书的态度，却给了我很大的利益。第一，让看书变得有趣味，使我的生活也有了趣味。第二，得到某些推论，仿佛自己也有收获。
反过来检讨我过去读书的方式：刚日读经、柔日读史，虽然一本正经，但有时觉得枯燥。况且，读经，我能读出什么成果出来呢？古人读经几千年了，也没见出现什么巨大的理论成果。读史虽然像看故事，但很多故事写得不生动，印象也不深。更重要的是，历史主要是给执政者看的，我算老几？但是读杂书就不同了，正因为没有欲求，所以轻松，得出一两个所谓的结论，还可以自我安慰、自我欣赏一番。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故常有，欲以观其徼。是这样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