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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澄与崔暹合唱的这出戏并没有因为酒宴告终而结束。
天平三年（536年）十一月十三，高澄再一次召集亲近大臣们往东山游乐，在途中‘恰巧’遇见崔暹领着御史台的吏卒巡城。
两队人马堵塞了道路，不止高澄亲近大臣，就连御史台吏卒也以为自己等人要避退让道，哪晓得崔暹居然喝令吏卒棒打高澄仪仗前驱。
高澄麾下亲卫个个引刀怒目，只等他一声令下便要拿下这帮狂妄之人，可高澄却拨转马头，吩咐众人为崔暹让开道路。
崔暹从容而过，甚至都不曾向一旁的高澄行礼。
高澄身旁的尚书左丞崔昂狠狠瞪着崔暹的背影，身为崔暹侄儿的崔季舒也跪在高澄面前请罪。
“诸位无需恼怒，叔正（崔季舒）起来吧，你也莫要惊慌。”高澄神色平和，反而为崔暹开脱：“今日我等出游是为私事，崔宪台巡城是为公务，我等自然应该避让。”
邢邵难忍心中怒火，义愤填膺道：
“可那崔暹太过无礼，世子，你这般放纵只会使他越发骄狂。”
一众亲近大臣也各自随声附和，只有崔季舒站在高澄身前，一脸尴尬模样。
连日里高澄处处退让，崔暹入邺城以来，虽然不曾上折弹劾任何勋贵，可威望却日渐隆厚。
这些时日，崔暹不止与高澄以及他的亲信们互飚演技。
自从主管御史台后，崔暹裁减旧员，大肆安插人手，任毕义云、卢潜、宋钦道、李愔、崔瞻、杜蕤、嵇晔、郦伯伟、崔子武、李广等人为御史，做为吏部尚书的高澄对于这些任命，统统照准。
宋钦道与宋游道并没有任何亲属关系，反而是高澄小妾宋氏的堂兄。
这些人中年纪最小的是崔瞻，如今只有十八岁，崔瞻十五岁入高昂幕府任主薄，后来被高岳征召，授西阁祭酒，再到如今入御史台任御史，算得上平步青云，少年得意。
崔暹忙活着彻底掌控御史台，高澄也没有放下尚书省的政务。
麟趾格刊印已经有一段时间，第一批早就发往东魏八十州各郡县地方，与之同行的是元善见颁行麟趾格的诏书。
麟趾格的颁行，也意味着为了确保其中职制律的落实，高澄必须尽快确立官俸制度。
好在借着秋收的机会，东魏财政甩掉了一个巨大的包袱：四十万迁民的口粮问题。
四十万迁民自从天平元年来到邺城，整整两年多来一直都是由朝廷供给粮食，这一项支出其实远比营造邺城更大。
好在今年春耕前完成了重新授田，甚至在春耕、秋收前后，邺城的兴建进度都给暂缓了，唯恐耽误了迁民们的耕种与收获。
入秋后，河东、山西遭旱，好在河北没有被波及，算不上丰收，却也足够迁民们交完租税后过活。
之前高澄估算等到解决迁民口粮问题后，财政能得到大幅缓解，这才抛出前一份官俸制度，可他哪怕再有心理准备，依旧低估了九州旱灾的影响。
这也难怪，他上辈子就没亲身经历过旱灾，能够对这场天灾有点印象也只是史书上一句‘灾民流散，饿殍遍野。’
当时，秋收未至，又逢旱灾，一面要负担四十万迁民口粮，一面要赈济九州灾民，东魏财政举步维艰，别说尚书省六曹尚书之一，主管财政的度支尚书，就连高澄都愁得好几夜睡不着觉，腮帮子都肿了起来。
最终高澄不得不将俸禄制度撤回，自己抽了自己的脸。
虽然朝廷财政目前还在负担着一部分灾民们的赈济支出，可终究是抛开了四十万迁民这个大包袱。
财政状况得到改善的情况下，高澄自然着手重新推出官俸制度，考虑到上次大批权贵的反对，高澄这一次小幅度提高了官吏待遇。
倒不是他小气，实在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高澄接手的可不是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连年战乱使得北地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否则官府也没那么多无主公田实行均田制。
秦汉时期，官吏俸禄采用给谷制，直接以粮食的形式发放。
直到东汉延平一年（106年）才开始改由半谷半钱的形式发放俸禄。
曹魏时因为战乱，货币体系遭到破坏，不得不恢复给谷制发放粟米。
西晋由于实行占田制，采用授予职田与谷帛相结合的方式。
元魏是由孝文帝改革后，才开始实行俸禄制，但由于货币系统混乱，依旧采用谷、帛结合的形式，同时为地方官员授予公田，许他们租赁给民户，吃租子。
如今高澄重立俸禄制度，他没有采用后世北周那一套复古周礼，单纯以谷物发放，而是选择了北齐的做法，将计量单位改为布帛的匹。
帛在这个时代某种程度上取代了钱币的作用，就连高澄在麟趾格中为了惩治贪腐，也特意标注贪污超过三十匹帛的将被判处死罪。
元魏承袭魏晋旧制，依据九品区分官吏等级，又分正从。
高澄前一份官禄制度全盘按照后世北齐俸禄制作
按官品为朝官俸禄划等：
正一品年俸一千匹帛；
从一品，帛九百匹；
正二品，帛八百匹；
从二品，帛七百匹；
正三品，帛六百匹；
从三品，帛五百匹；
元魏官制四品与三品是一个分水岭。
高澄在北齐俸禄制度的基础上为从三品及以上官员加帛一百匹，这些人话语权大，人数却少，即使加俸也不至于伤筋动骨。
至于从三品以下，待遇则大幅度降低，高澄在新的俸禄制度中全盘抄袭北齐做法，议定：
正四品年俸二百四十匹帛，到从五品年俸一百二十匹帛，共四等，每一等等差四十匹；
正六品年俸一百匹帛，到从七品年俸四十匹帛，共四等，每一等等差二十匹；
正八品年俸三十六匹帛，到从九品年俸二十四匹帛，共四等，每一等等差四匹；
同时高澄将地方长官按照辖区户口多少，详细分为三等九级，州刺史由三百五十匹到八百五十匹不等，郡太守由二百三十五匹到五百一十五匹不等，县令由五十五匹到一百五十五匹不等。
在北齐原有基础上为州刺史加俸五十匹，郡太守加俸十五匹，县令加俸五匹。
别看每个县令只加了区区五匹帛，这个时候一匹帛的购买力可不低，否则也不会有孝文帝那句‘脏满一匹者死’。
高澄没少听说破家县令这句话，他愿意给人数众多的县令加俸，也是希望能够满足这些人的胃口，少盘剥些百姓。
若是这些人不理解他的良苦用心，尉景这种地位的人高澄暂时动不了，但拿几个县令开刀，还是能做到的。
俸禄也并非全以布帛的形式发放，高澄将俸禄发放方式一分为二，一半以布帛发放，另一半发放等价的谷物。
他没有急于将钱币纳入俸禄体制，在货币改革进行前，这种想法并不现实。
吏部府堂
赵彦深已经被高澄从尚书省都省府衙调来了吏部，此刻他正一丝不苟地将高澄与吏部郎中杨愔所讨论出来的具体官俸制度誊写在文书上。
自从追随了高澄，赵彦深短短半年由区区一介书令史入高澄幕府为郎官，到如今已经是吏部员外郎，这也是高澄掌管官员升迁，而吏部又是他的地盘的缘故。
杨愔所任的吏部郎中其实是吏部侍郎的另一种说法，初任称郎中，满一年称尚书郎，满三年称侍郎。
因为高澄平日里都在尚书令府堂，不在吏部，因此大部分时间都由杨愔统领吏部，而赵彦深所任的员外郎也就是郎中的副手。
高澄接过赵彦深所誊写的俸禄奏章，仔细审阅，依旧条理清晰，但稍欠文采。
为这封奏章盖上吏部尚书的印章，收进自己怀中：稍后还要回尚书省加盖自己另一枚尚书令的印章。
但高澄并没有急着离去，他还要与杨愔、赵彦深商议有关官员考核制度。
“遵彦（杨愔）、彦深，你们对于官吏考核有何看法。”
高澄向着身前的杨愔、赵彦深问策道。
赵彦深似乎有些想法，但他生性谨慎，主官杨愔未言，他就不先开口。
杨愔沉思片刻道：“本朝孝文帝开创三年一考，两考决定升降的方法，将历代以来九年的周期缩短为六年，但下吏以为只是把考核成绩分做三等，过于笼统，应该加以细分。”
“遵彦言之有理。”高澄闻言点头，随后看向赵彦深问道：“彦深有什么看法？”
“启禀世子，下吏以为值此乱世，考核应该轻品行，重实绩。”赵彦深恭谨道。
这番话有些出乎高澄的预料，他隐隐记起另一位改革家，张居正。
张居正就秉持着‘重用循吏，慎用清流’的观念。
“你说得不错，如今北地经年战乱，民生凋敝，正需要能吏鼓励生产，劝课农桑，而不能仅仅因为某人高行高洁有名望，就委以重任。”
顿了顿，高澄还是强调道：“考核只是轻品行，而不应该忽视品行，为祸一方的恶吏，即使考评在前列，也应该予以惩处。”
“诺。”杨愔、赵彦深纷纷应道。
“至于彦深提到的将考评成绩加以细分。”高澄提到此处摸了摸下巴，沉思不语。
他倒是知道唐朝有个四善二十七最，四善考察品行，二十七最考察才能，可他哪知道二十七最具体是些什么。
许久，高澄才开口道：“这件事情交由你们两商定，三日内交给我一份考核制度。”
“诺。”
杨愔、赵彦深摊上这么个吏部尚书，也只能把这份差事接手下来。
这就是收纳人才的好处，吏部府堂里摆着两个宰辅之才，就应该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高澄离了吏部府堂，在亲卫们的随行下回到尚书令主阁，吩咐亲信李顺去往度支曹，将关于赈灾用度以及最近三年税收的文书都寻过来。
好一阵子，李顺才捧了一大堆文书进门，此时高澄已经将修改好的官俸制度与群僚商议完毕，并且盖上尚书令的印玺。
高澄让小吏将文书叠在主案上，自己则带上奏章，领着李顺出门往天子行宫而去。
天子行宫的宫前广场就与尚书省都省衙门隔了一条大道，宫门仆射在瞧见高澄时就已经命人打开宫门，高澄却不急着进去。
“你去请示天子，尚书令高澄有事觐见。”
被高欢告诫过一次以后，高澄至少在明面上对大舅子敬重多了。
没等多长时间，刘思逸就在宫门仆射的引领下气喘吁吁地跑到了高澄面前。
那宫门仆射同样上气不接下气，看样子，这趟来回全程都是用跑的。
刘思逸平复了气息道：“尚书令，请随奴才入宫。”
高澄只带了李顺入宫，将亲卫们留在了宫门外。
一来，又不是入宫谋逆，带着亲卫闯宫禁不像样子。
二来，斛律光已经统领禁军半年多时间，与其说是天子亲军，不如说是高澄的另一支亲军。
高澄进门时，元善见正蜷腿坐在胡床上，手里捧了本伤寒杂病论，读得津津有味。
“微臣拜见陛下。”
“尚书令到了。”元善见放下医书，神情似乎泛着欣喜，道：“尚书令今日是有何事启奏。”
“回禀陛下，臣与吏部诸位同僚共同商议，将官俸数额进行了修改，请陛下过目。”
说着，便将奏章双手交给刘思逸，由刘思逸转呈给元善见。
这次入宫没有什么不能对人言之事，高澄自然也没有屏退刘思逸等这些寺人、宫婢。
元善见只是粗略扫了一眼，就给合了上来。
“明日是否要开朝会，商议这份奏章？”元善见询问道。
“臣以为没这个必要，陛下印玺颁行便可。”
高澄当然不会答应，不然到时候又要吵上一场。
元善见也不犹豫：“就依尚书令所言。”
说罢，加盖玉玺，命刘思逸转还给高澄。
“微臣告退。”
（关于那场旱灾发生的时间，唐朝史学家李百药修撰的北齐书记载是在天平四年二月，但魏收奉高欢、高澄父子之命编写魏书，他在魏书食货志记载时间为天平三年，秋。虽然魏收这个人品行不怎么好，但他毕竟亲身经历了这一时期，所以采用的是魏书的说法。）